文物就是人类在历史生活中所遗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它们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它们如同历史的见证者，我们能够借助它们探索人类在不同时期的生活场景，对于研究古人传承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意义。
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收藏着许许多多的文物，其中就包括各类瓷器、金银器、青铜器、石壁刻字、各大名画等等。
而它们也体现出了各自的价值，来巩固它在文物界的重要地位：
10：秦石鼓文
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是中国最早的石碣上的石刻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它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也有学者认为是秦穆公、秦文公或秦始皇时期的作品。
秦石鼓文在唐贞观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材质为花岗岩，一共十块，每块上都刻有文章，记载的是祭祀、捕鱼、狩猎等情景，共718个字，现仅有356个字。
在书法方面，它是大篆向小篆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资料，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
在文学方面，石鼓文是畋猎文学的代表，其内容多为描写田猎场景，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9：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是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楚墓群1号墓出土，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它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被誉为天下第一剑青铜剑之王。
越王勾践剑通高55.6厘米，剑身以黑色菱形几何暗格花纹为主，剑格正面铸兽面纹，镶嵌蓝色琉璃；剑格背面铸云纹，镶嵌绿松石，剑首呈圆盘形，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剑柄上缠着丝绳并刻有三道戒箍。其剑身两面有深色菱形暗纹，正面镶蓝色琉璃，背面镶绿松石花纹。
关于越王勾践剑的名字由来有一个小故事。1965年年底，方壮猷将附有宝剑铭文照片的信件寄给了郭沫若、于省吾、唐兰、容庚、徐中舒、夏鼐等全国十几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及历史学家，邀请其共同破解剑主人之谜。当时考古学家方壮猷教授认为，此剑另外二字是邵滑，但在场的考古人员并不认同，由于这二字的释读关系此墓墓主与年代的研究，为了更好地解读另外的两个鸟篆铭文，方壮猷和工作小组对剑身铭文作了临摹、拓片与拍照。1966年1月5日，方壮猷将附有宝剑铭文照片的信件寄给了郭沫若、于省吾、唐兰、容庚、徐中舒、夏鼐等全国十几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及历史学家，邀请其共同破解剑主人之谜。1966年1月15日，唐兰先生对越王勾践剑剑身铭文的考释结论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1966年2月，郭沫若先生也发表文章，赞同唐兰先生的意见，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剑身铭文的考释，认为鸠浅即勾践，此剑是越王勾践之剑。
越王勾践剑制作精美，历经两千五百余年，仍然纹饰清晰精美，寒光闪闪，毫无锈蚀，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8：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是商周时期的金器，于2001年2月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金沙文化遗址。它整体呈圆形，器身极薄且厚度均匀，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重20克。其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圆圈，内层无边栏，分布有十二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光芒，四只相同逆时针飞行的鸟构成其外圈图案，围绕在内圈周围。
太阳神鸟金饰为自然砂金制作而成，其含金量为94.2%，采用了捶揲、剪切和打磨等多种加工方式。此器蕴含了古蜀人的历史文化哲学内涵，也是研究商周时期古蜀人金器制作工艺、意识形态的实物资料，是展现古蜀国黄金工艺的代表作品之一。
2005年，四鸟绕日图案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13年，它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太阳神鸟金饰现藏于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
7：商青铜神树
商青铜神树是中国商代青铜制树形文物，1986年后出土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共有八棵，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被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号青铜神树，它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通高3.96米，在中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也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商青铜神树的树座、树干和枝叶的造型大致相似。树座多为镂空的山岳状，上方由一组树干和多支枝条组成，无叶片，枝条上有果鸟与果实，以点和线构成主要造型，树上铸有鸟、龙、人首鸟身像等。
神树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其中，一号青铜神树由基座和主体两部分组成，树顶已残缺，基座仿佛三座山相连，主干三层，于山顶节节攀升，树的树枝分为三层，每层三枝，树枝上分别有两条果枝，一条向上，一条下垂，果托硕大，全树共有九只鸟，站立在向上果枝的果实上，一条龙延主干旁侧而下，蓄势待飞。
商青铜神树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的崇拜，是中国宇宙树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实物标本，展示了古代蜀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可以说是青铜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2002年1月，商青铜神树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6：西周利簋
西周利簋于 1976 年在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出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西周青铜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它高 28 厘米，口径 22 厘米，重 7.95 千克，侈口，有兽首双耳垂珥和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和方座有饕餮纹，方座四角有蝉纹，腹部和方座有云雷纹作底、兽面纹装饰，圈足有夔龙纹。内底有 32 字铭文，记录了武王伐纣的事。利簋是武王伐纣的重要见证，还为西周文化和军事等提供资料，铭文确定了牧野之战时间，其铭文在书法史上也很重要。它是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还入选了相关名录，被评为中国文物镇国之宝之一。
5：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原名铜奔马，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铜奔马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15公斤，铜马三足腾空、昂首嘶鸣，一足踏于飞鸟之上。它被认为是东西方友好交往的象征，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
铜奔马出土于甘肃武威一座东汉灵帝时期的张姓将军墓，关于其名称和来历存在一些争议。马踏飞燕的名称由郭沫若所起，也有马超龙雀天马逮乌等别称。铜奔马的出土过程也颇具故事性，1969年，当地农民在挖防空洞时意外发现了这座古墓，最初村民们打算将文物卖给废品收购站换钱买马，但在有关人员的努力下，这批文物最终被运到了当地的文物单位保管。
4：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由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幅画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它不仅仅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详实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全卷所绘人物五百余位，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段落分明，结构严密，有条不紊。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
3：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于 1978 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这套编钟规模宏大，共有 65 件青铜编钟，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钟架上。编钟最大的一件高约 154 厘米，重 203.6 千克，最小的一件高约 20.4 厘米，重 2.4 千克。编钟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能演奏出许多复杂的乐曲。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瑰宝。其精美的制作工艺、独特的音乐价值以及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使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成就。
2：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的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 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呈方形，长颈鼓腹，高圈足，每边边长52.4厘米，器高58.3厘米，重量近34.5千克。方尊肩部四角各有一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外伸，羊身为方尊腹部，圈足上浮雕八只羊腿。方尊全身都饰有花纹，以云雷纹为底，颈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部有四条高浮雕龙互相盘缠，其双角龙首探出器身。羊头上饰雷纹，羊背和胸部饰有鳞纹，前腿雕有长冠鸟纹，圈足雕有夔纹，方尊边角及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置有耸起的扉棱。
它的合金成分为含铜约76.96%、含锡约21.27%、铅含量0.12%，采用了分铸法和失蜡法相结合的铸造工艺，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其装饰采用了线雕、浮雕、圆雕结合的方式，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将器物和动物造型结合成一体。
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的至尊气象，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它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名单。
1：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鼎。
它是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青铜礼器，于 1939 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
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 832.84 千克，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鼎腹内壁有后母戊字样。该鼎工艺精巧，鼎身的装饰华丽精美，主要有云雷纹、浮雕式鱼纹、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饕餮纹、凸弦纹等多种纹样。
司母戊鼎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巨大的体量和精湛的工艺，还在于它所承载的重要历史文化意义，它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当时的社会风貌，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如今它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之一。
